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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韩国学者，因为用历史事实证明“韩国的古代历史，实际上是中国的一部分”，遭到了国内激烈的指责，被骂为“叛国贼”。然而，他却坚定地回击：“我写历史不是为了迎合民族情绪，而是为了揭示真相！”这位勇敢直言的学者，正是韩国知名的历史学者金在吉。
这个故事的起点，来自于一个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。当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的第七层清理浮土时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支九孔骨笛和一堆炭化稻粒。通过碳十四检测，这些物品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约7000年。这一发现原本应该重新定义世界文明史，却在公众的眼中被三星堆青铜面具等话题所掩盖，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。然而，这些被忽视的稻谷和陶器，很快就引起了金在吉的注意，他是第一位真正意识到它们历史意义的学者。
展开剩余86%在他手中，仿佛能触摸到仰韶文化的彩陶碎片，指尖轻轻滑过那八千年前稻壳上留下的印痕。他感慨万千，站在河姆渡的稻田化石旁，低声道：“这些不仅仅是文化遗物，它们是文明的实证。”然而，当地的中国专家却纠正道：“我们通常将其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。”对此，金在吉坚决反驳：“不，文明的起点远早于文字。”虽然中国的学者没有太过在意，金在吉在回程的飞机上依然默默写下了一篇题为《文明不以文字为限》的论文。
在这篇论文中，金在吉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：“中国文明的起点不应从商朝开始，而应追溯至定居农业的兴起，约公元前一万年。”这一观点彻底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叙事，他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向前推进了五千年。这一言论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质疑，但金在吉认为，在他的文明重构模型中，八千年前贾湖先民吹奏的骨笛和河姆渡的木构建筑技术，其实比甲骨文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文明的起源。
他在庆州大学的讲座上举起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当社会分工精细到能够制造出0.2毫米厚的薄胎陶器时，权力结构早已形成。”这不仅仅意味着文化的成熟，更预示着文明的萌芽。在这篇论文中，他引用了苏联考古学家马松的话：“文明的标志不是宫殿和法典，而是第一批脱离直接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。”金在吉进一步指出，所有的考古证据都证明，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文明的形成，早在公元前8000年就已经存在。
金在吉的这一观点，在韩国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。一批年轻学者开始关注辽宁红山、山东龙山和甘肃马家窑等地的考古遗址，他们认为既然中国文明如此悠久，那么朝鲜半岛的早期文化与中国的文化，可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于是，韩国学者们开始思考：“如果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，那我们是否也能从这些考古遗址中找到我们的根？”
此时，金在吉提出了一个更为震撼的论点：“中原文化与朝鲜半岛的原始文化，从来就不是并列的关系，而是主从关系。”这番话让韩国媒体的反应更加激烈，《朝鲜日报》在头版头条上大肆报道，标题赫然写着：《他把我们都变成了中国人》。面对媒体和民众的猛烈攻击，金在吉毫不退让，坚决回应：“这不是哪个国家或个人的阴谋，而是由考古证据得出的结论。”
为了支持他的论点，金在吉拿出了更多的实证：他指出，从大同江沿岸出土的灰陶器，与中国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在纹饰、胎土成分上高度一致。并且，研究显示，两个地区的工匠在相同的时期使用了相同规格的陶轮。金在吉指出：“早在公元前5世纪，辽东与朝鲜半岛的制陶工艺已经同步发展。”
在汉朝的四郡时期，这种技术同源现象达到了顶峰。当汉武帝一举灭掉卫氏朝鲜后，他不仅在朝鲜半岛建立了文化据点，更在平壤等地建立了与汉朝相同的郡县行政体系。根据《汉书》记载，汉武帝在乐浪郡设置了25个县，每个县配有县令、县丞和驻军。与此同时，汉朝还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完善的官仓、驿站和邮传系统。
如果有人仍对这些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存疑，那么从平壤顺安墓葬群出土的“乐浪太守章”青铜官印便可以为这一历史事实提供确凿证据。这个官印的尺寸和西汉中期的郡守官印完全一致，而墓葬中发现的铁制车轴，其内径与西安汉长安城出土的车轴规格高度匹配。这些证据表明，汉朝的行政制度在半岛的实际运作，早已超出了“文化交流”的范畴，属于上对下的直接治理。
随后，在平壤附近的西大冢出土的三块铭文墓志，进一步证实了金在吉的观点。墓志铭中明确写道：“故昌邑王孙刘茂，历任会稽、南阳、乐浪三郡守，卒于平壤。”这足以证明，中国西汉的宗室成员不仅死于今天的朝鲜，并且按汉式风格被葬于墓地。
基于这些历史证据，金在吉指出，如果韩国没有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影响，朝鲜半岛与中国的联系可能会更加深远。可惜，这段历史在韩国教科书中经常被模糊处理，甚至有学者将这段历史描述为“汉文化影响区的现象”。
对此，金在吉愤怒回应：“你们说这是文化影响区，那为什么有完整的官印、太守、郡丞制度？这些‘文化’为何能以这种形式存在？这根本就是上对下的直接管理！”他继续提出更多的考古证据，揭示平壤大同江畔出土的四合院式建筑基址，青石柱础以及汉砖等，都证明了西汉官署在朝鲜半岛的存在。
在这些证据面前，仍有一些韩国至上主义者拒绝接受真相，尽管证据确凿。金在吉并未因此沉默，他将这些实证资料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，作为对抗虚伪民族史观的有力武器。他坚信，真实的历史无法被遮掩，只有通过这些跨越千年的考古证据，才能打破虚伪民族主义的束缚。
尽管金在吉遭遇了种种打压，他依旧坚持：“我写史不是为了迎合民族情绪，而是为了追寻真相！”这番话显示了他的历史使命感与不屈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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